巴菲特致股东的信(2006年)⑩其它
其它
伯克希尔将为其 2006 年的收益,缴纳约 44 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。而美国政府上一年度的支出为 2.6 万亿美元,即每天的花费约 70 亿美元。换句话说,伯克希尔可以支应所有联邦政府半天以上的所有开支,无论是社会福利、医保、及至于国防相关的成本。只要约有 600 个像伯克希尔这样的纳税者,所有的美国人就无需缴交任何所得税或工资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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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要加以说明的是,我们去年向美国政府申报的所有文件,页数总共为 9386。而相关业务办理、州政府、外国政府的税务申报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限期完成的许多报表,以及所有与伯克希尔营运相关的各类事项,都是由全球总部的 19 位同仁所一手包办。
这些人员的办公场所,占地 9,708 平方英尺,而查理·芒格所在的洛杉矶美西世界总部,则有 655 平方英尺。我们去年花在总部办公的所有支出,包括员工福利、及两个办公场地费用,总数为 3,531,978 美元,显然我们在开销方面异常谨慎。
企业界许多重要人物,对于美国政府的开销颇有微词,指责官僚体系在支出上,无法将纳税人的钱,视为自己的钱一样有所节制。不过,有时这些企业高层在公司的财务上,也会因为钱并不由自己口袋拿出来,而展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。我在担任所罗门投资银行董事时,所发生的一个小故事,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在 1980 年代时,该公司请了一位名为 Jimmy 的理发师,每周来为高层免费理发,随行还有一位专门修指甲的人。后来,由于削减成本之故,想要接受服务的人,必须自行负担费用。其中有某位高管(并不是 CEO),本来是每周都向吉米报到,但在新规定实施后,立刻决定三个周再来理一次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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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理和我时不时地早早引领风潮,掌握一些在商业前景上可能发光发热的潮流。例如,虽然美国航空(里程数)和美国运通(信用卡积分)被视为客户"红利回馈"的先驱,但我们却很早就注意到,这门生意的强大吸引力。在这一洞察力鼓励下,我们于 1970 年收购了一家印花交易公司蓝筹印花。当时,该公司的年营收为 1.26 亿美元,其印花在加州各地随处可见。
实际上,就在 1970 年,约当有 600 亿张印花券,被收集者累积成册,前往我们的特约商店兑换商品。我们的商品奖励目录的页数厚达 116 页,满满都是令人迫不急待想兑换的商品。当我得知连一些特种行业、及葬仪业者,都会给顾客印花券时,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稳赚不赔的生意。
然而,事实上并不尽然。从我们踏入此一领域后,却是一路走下坡。到了 1980 年,该公司营收滑落至 1,940万美元。接着到 1990 年,犹如陷入泥淖的营收,更只剩下 150 万美元。由于我不是轻言退缩的人,在管理上我付出了更加倍地努力。
营收又再衰退了 98%。到了去年,在伯克希尔 980 亿美元的营收中,来自蓝筹印花公司的贡献,一共只有 25920 美元(没省略任何 0)。但我和查理还是怀抱着无比的希望,继续坚持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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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我去年的股东信中所提,在我担任 19 个公司(不含伯克希尔和关系企业)的董事职务上,几乎所有的薪酬委员会,都视我如同伤寒玛丽般、避之唯恐不及。只有一家公司的薪酬委员会,邀请我担任委员,但在大多数关键性的决定上,我的意见却还是立刻遭到否决。在制定公司 CEO 薪酬水平上,经验不可谓不丰富的我,却受到如此的排斥,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毕竟,伯克希尔的薪酬委员会,我是唯一的成员,为集团中近四十个重要的营运事业,决定了所有经理人的薪水和奖励方案。
在此类工作方面,究竟占了我多少时间?几乎是没有。那在我们 42 年来的营运历史中,有多少经理人想要跳槽?也是一个也没有。
伯克希尔采用了许多完全不同的激励安排,其条款取决于 CEO 所负责业务的经济潜力、或资本密集程度等因素。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薪酬方案,我总是尽量本着简单、同时维持公平的原则。
当我们采用奖励制度时(而且会十分丰厚),总是要与该名 CEO 所负责的营运结果,有直接的关连。我们不希望让他们产生投机的心理,以为可以得到与事业表现无关的回报。如果一个 CEO 的打击率只有三成,那他就应该获得相同成绩的收入,即使是他控制范围以外的因素,导致伯克希尔的表现不尽人意。而对于打击率只有一成五的 CEO 来说,就算其它事业的成功,让伯克希尔大展鸿图,他也不应该因此获得任何好处。举例来说:伯克希尔目前持有 610 亿美元的股权,其任何一年的价值,很轻易地就可能上升或下降 10%。无论此一盈亏对股东的重要性如何,但对那些为我们经营事业的主管而言,究竟有什么样的理由,他们的收入要和这 60 亿美元的变动,有任何的关连?
企业 CEO 在绩效差强人意,但却仍可领取天文数字薪酬的许多事例,已经广为流传。但大家比较少听说到的真相是,美国的企业 CEO 普遍也过着十分优越的生活。应该强调的是,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真的是能力非凡,而且大多数一周工作时数也远超过 40 个小时,只是大家看待他们的方式,通常被视为皇室成员。而伯克希尔目前对待CEO 的方式,必定还是会持续下去。虽然查理比较偏好的是勤俭克难,但我宁愿被过度溺爱。伯克希尔旗下有家公司,名为娇宠大厨,而我们良好的企业文化,则让我成为了娇宠的大家长。
一家企业提供给 CEO 的福利津贴,很快就会被其它公司所复制沿用。在董事会中,"别家小孩都这样"的想法,可能因为过于幼稚,比较不会被视为合理的解释。然而,当业界的顾问人员,在对薪酬委员会提出建议时,实际上却是以此为主要的论点。当然,他们只是用更优雅一些的方式,来加以修辞而已。
通过信息的披露,或是聘请"独立董事"来担任薪酬委员,对这类在薪酬发放上不合理、且过于慷慨的普遍作法,并无法产生任何实际上的改变。说实在的,我之所以会被许多薪酬委员会拒于门外,最可能的理由,就是因为我被视为是"过于独立"的董事。薪酬制度的改革只有在几个最大的机构投资者(数目不必多)提出要求,就能使整个系统出现全新的气象。目前这些顾问在面对客户,巧妙运用"同业"水平、来作为比较基准的手法,只会让目前在薪酬发放已过份慷慨的现象,在企业界更为盛行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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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,我已将大部分持有的伯克希尔股权,移转给五个慈善基金会。此一安排,是我生前规划的一部分,最终我会将名下所有持股,全数投入于慈善目的。有关我所做的承诺、及所持的理由,都发布在我们的网站:www.bershirehathaway.com。我应该指出的是,此一决定及实行时机,都并非出于税负的考虑。2006 年我必须缴交给联邦、或州政府的所得税,与我去年夏天的首次捐献前,维持完全相同的水平,对 2007 的所得税来说,也没有任何不同。
根据我遗嘱中的主张,我在过世时仍持有的伯克希尔股份,将以为期十年的时间加以变卖,以投入慈善事业。由于处理上并不算复杂,因此最多再花三年,就能完成所有程序。将这 13 年的时间,加上我预期自己还能再活约 12 年(当然,我的目标不只如此),就意味着我所有伯克希尔持股的卖出所得,将在未来 25 年间,完全移作社会公益用途。
决定此一时程,是由于我希望这些钱,交给我所知悉有能力、活力、及动机的人,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相对迅速的加以运用。由于这些管理上的特质,常随着机构(尤其不受市场力量影响的机构)的老化而衰减。
目前,这五个基金会都是由不可多得的人才来管理,因此在我离开人世时,何不让他们快速行动,明智的花掉我所遗留的财产?对偏重在基金会永续经营方面的人来说,强调未来一定会有更重大的社会问题,需要慈善组织的密切关注。我同意此一看法,但我认为将来一定会出现更多的超级富豪及家族,其财富规模将超过美国现有的水平,能够在慈善组织的号召下,提供所需捐助的基金。届时,这些资助者,就可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,提供机构在运作上所需的动能,将焦点放在那时才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,以寻求最佳解决之道。如此一来,这些机构的理念及有效性,就可在市场上接受验证。有些基金会理应获得大量支持,但许多社会目标已然完成者,剩余的基金该如何处置,反而形成更大的问题。即使活着的人在决策上不尽理想,但在资金的分配上,也还是应该比几十年前死者的好意安排,更符合实际的需要。当然,遗嘱随时都能改写,但让我的想法出现重大改变,恐怕是不大可能的。
部分股东对这些获得捐助的基金会,可能在变卖持股时,对我们股价所造成的冲击,表达了他们的关切。这其实不足为惧,因为许多股票的年成交量,往往超过其在外流通股数的 100%,但其股价仍可维持在内在价值附近。而伯克希尔的年成交量,只有在外流通股数的 15%,仍可维持在合理的股价水平。获得我手中持股的基金会在卖出时,最多只会增加年成交量的百分之三,伯克希尔的股票周转率,仍然是处在市场的最低水平。
整体而言,伯克希尔的事业表现,才是决定其股价的根本原因。在极大多数的状况下,其价位都将在合理的区间之内变动。对于定期将卖出伯克希尔持股的那些基金会而言,价格的合宜是重要的,但对伯克希尔的新进股东来说,不让他们付出过高的成本,也是同样重要的事(请参阅股东手册经济原则的第 14 点)。无论是经营方针,以及股东的沟通交流方面,伯克希尔的主管们都竭尽所能,确保股价与内在价值间,既不会出现大幅折价,也没有大量溢价的空间。
针对基金会的持股,绝不会影响伯克希尔董事会,在股利、股票回购、及发行新股方面的决策。我们将遵循与过去完全一致、持续提供着启示的规则:长期而言,什么行动极可能带给股东最佳的成果?投资顾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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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去年的股东信中,我以寓言的方式象征性描述了一个拥有所有美国企业股权的 GotRocks 家族,企图以违反生产原则的方式,支付给"帮手们"愈来愈高的佣金及费用,来增加投资回报率。悲哀的是,这个家族在 2006年,仍然持续往自我毁灭的路前进。
这个家族执迷不悟地做傻事,部分是对于可获得的回报,怀抱了不符实际的预期。有时候,这类错觉完全是自私的。举例来说,通过一些遥不可及的投资回报假设,私人企业的退休金计划,可以暂时将获利数字美化。而政府的公共养老金计划,也能将原本应增加的税收予以延后。精算师与审计人员,也在这些手法上同流合污,因为真正的结果,要几十年后才看得到。届时,这些误导全世界的企业 CEO 和公务员,早就消失无踪了。
同时,华尔街也持续以绩效来吸引这个家族,为他们缘木求鱼的愿望来加油添醋。这个不幸的 Gotrocks 家族,以为只要支付了持续升高的费用,家族中所有成员,就能获取优于平均成绩的投资绩效。这就像大人版的 LakeWoebegon 故事一样。(在 1985 年小说《LakeWobegonDays》故事里,住在这里的每个孩子都有优于平均的表现。)
在 2006 年,前述的承诺、及费用都创下了新高。机构投资人的钱,如洪水般涌入这些以 2%+20%的方式收费的一群人。对这种收费方式一无所知的人,容我作一番解释:这是个一面倒的系统,因为即使毫无绩效表现(甚至是大幅亏损),每年仍需缴交本金的 2%给基金业者;此外,只要是基金公司的绩效为正数,就必须付给它们获利的 20%,即使这样的成绩完全是因为牛市上涨。举例来说,某年绩效为 10%的基金,就可收到 3.6%(2%管理费,以及 10%扣掉 2%后的 20%)的费用,而投资人将只剩下 6.4%。对于一支 30 亿美元的基金来说,此一 6.4%的净"绩效",将为业者带来 1.08 亿美元的收入。对业者来说,这根本就像金矿一样,因为一般的指数基金,就算年回报率高达 15%,投资人也只付出象征性的费用而已。
这种无论赚赔、坚持都要收费的古怪方式,注定了 GotRocks 家族逐步走向贫穷的命运,若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些"超级帮手",就不会如此凄惨了。但即使如此,此 2+20 的模式还是继续蔓延。这种现象让我们想到一个英文古谚:"当有经验的人向有钱的人提议一项交易,有钱的人往往会得到经验,而有经验的人往往会得到钱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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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节的末尾,让我介绍一位华尔街的好人代表,我的老朋友 Walter Schloss,他去年刚过 90 大寿。自1956-2002 年,Walter 掌管着一个十分成功的投资合伙企业,除非投资者赚到钱,否则他不收一毛钱。必须强调的是,我对他的尊崇,并不是事后诸葛。因为早在 50 年前,有个位于 St.Louis 的家族,问我是否可介绍一些既诚实、又能干的投资经理人时,Walter 就是我唯一的推荐者。
Walter 并没有上过大学,也没有上过商学院。在1956 年时,他的办公室只有一个文件柜,到 2002 年时,已增加为四个。Walter 在工作上,从来没有请过秘书、文员或财务人员,唯一的助手是他的儿子 Edwin,他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艺术硕士。Walter 及 Edwin 从来不听信什么内线消息,实际上,即使是"外界"信息,他们也很少使用,完全只运用一些特定的统计方法,而那是 Walter在为格雷厄姆工作时所学习到的。在接受 1989 年杰出投资人文摘(OID)采访时,他们被问道:"请问该如何归纳你们的投资法则?" Edwin 的答复是:"我们只是努力买便宜的股票。"如此来看,现代的投资组合理论、技术分析、宏观经济学派、及许多复杂算法,对他们来说,似乎太多余了。
遵循这种没有实质性风险(或定义为永久性资本损失)的策略,Walter 在他 47 年的合伙事业所创造出的业绩,远远地超越了标普 500 指数的同期表现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通过投资约 1000 家、大多为冷门的股票,缔造出这一纪录。少数几支股票的大胜,并不能完全解释他的成功。因为保守估计,数以百万计的投资经理人通过如下方式交易:(1)以随机的方式来选股,(2)与 Walter 购买的数量相当,(3)与 Walter 同时卖出持股。但即使是当中最幸运者,也难以接近 Walter 的纪录。这说明:Walter 在 47 年间取得的成就,绝对不是运气使然的。
我在 1984 年时,首次针对 Walter Schloss 的傲人记录,公开加以讨论。当时,"市场有效假说"(EMT)是大多数主流商学院的投资课程的核心。如同那时大多数人所学到的观念,该理论认为,任何股票的价格,在任何时候,都不会出现明显的错误定价。这意味着,任何投资者只运用公开信息,都不可能超越市场平均水平(虽然运气的确能让某些人办到)。在我 23 年前谈到 Walter 时,他的纪录有力的反驳了这一理论教条。
但对于学术界的人来说,在接触这些新出现的重要证据时,他们的反应如何?不幸地,他们却与平常人的反应模式太过雷同:他们不但未敞开心扉加以思考,反而选择闭上眼睛。就我所知,没有一个教授市场有效假说(EMT)这门课的商学院,试图研究 Walter 的绩效表现,探讨其对于学院推崇的理论意味着什么。
取而代之的,这些学院派在传达市场有效假说的意义时,态度有如讲述圣经般坚定。在财务学的讲师中,胆敢对市场有效假说提出质疑者的比例,就如同伽利略被提名为教宗的可能性一样低。
因此,有数以万计的学生在进入社会后,对于所有股票每天价格的"正确性"深信不疑(跟准确地说是,没有明显的错误),而评估企业(股票)都是徒劳的。在此同时,Walter继续表现出色,他的工作因为那些年轻人接受了这些错误观念而变得更轻松了。毕竟,对于航运业者来说,让你所有的竞争者都以为是地球是平的,应该可获益不少。
对于 Walter这样的投资者而言,也许真应该庆幸的是,他没上过商学院。
〔译文源于芒格书院整理的巴菲特致股东的信〕